内容编辑国产钢结构怎样“走出去”？
“我国的钢结构“我国的钢结构产业应当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强企业科技创新、推动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国际化、政府加强政策导向四个方面持续进步，使国产钢结构逐步走向海外。”日前，在2015年全国钢结构学术年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针对国产钢结构走向海外的机遇与挑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走出去”时机已到
“目前，中国钢结构具备了走向海外的能力，并且拥有走向海外的机遇。”周绪红认为。
中国是钢材产量大国，也是钢结构产业大国，拥有研发、设计、制造、安装的钢结构产业链。在产业规模方面，中国有资质的钢结构施工企业超过3000家，从业人员约50万人。此外，钢结构行业形成了产业城，如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和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都集聚在杭州市萧山区。
2014年，中国的钢结构产量为4200万吨（产值为5100亿元），超过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产量的总和。房屋建筑中，发达国家钢结构占比为22%~43%，而中国占比约为5%；桥梁结构中，美国的钢桥占比为33%，日本的占比为41%，而中国的占比约为1%。“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形式，钢结构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周绪红表示。
中国钢结构具备走向海外的产业、技术和人才基础，在建造技术和工艺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一批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中国钢结构也积累了一定的海外市场开拓经验，海外市场已经从东南亚拓展到欧美。一批龙头企业已经在技术、人才和布局方面做好准备，开展了国外认证和许可工作，设立了海外事业部和国外分支机构。不过，我国钢结构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不高，与中国钢结构制造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周绪红认为，巨大的海外需求带来了市场机遇。
目前，中国大型钢结构企业已经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进行战略布局。例如，中建钢构在阿联酋、巴基斯坦、阿布扎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承建了一批标志性建筑；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承建钢结构工程；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参与9项海外钢桥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有12个海外钢桥建设项目，分布在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
2014年，大型钢结构企业在国外的订单明显增加。例如，宝钢钢构获得美国国民油井两个项目的钢结构工程订单；杭萧钢构中标蒙古国钢结构住宅项目，合同额达到26亿元；东南网架与委内瑞拉政府签约10亿元的合同；北京多维联合集团与委内瑞拉政府签订新型板材项目，合同金额为2.97亿美元。
2012年~2014年，中国钢结构出口快速增长，出口量由20多万吨增加到80多万吨，出口产值由60多亿元增加到200多亿元。周绪红表示，“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钢结构走出去带来了机遇，是中国钢结构产业发展海外市场的契机。例如，中国钢铁企业正与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进行友好合作。
四大挑战须重视
周绪红指出，中国钢结构走向海外市场将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是技术上的挑战。中国钢结构设计、制作和安装规范与所在国标准存在差异，部分钢结构标准国际认可度不高。中国钢结构材料种类和型材与所在国不同。中国企业不熟悉国外工程建设标准，以英文表达合同和图纸，存在语言障碍。同时，中国企业的盲目制作和安装，可能引起索赔。
周绪红强调，材料不接轨，“以强代弱”“以大代小”，吃亏太大。同时，海外施工有时不能采用中国的钢材，费时、费钱，使得优势变劣势。因此，钢结构企业提升设计能力并为所在国接受，任重而道远。
其次是贸易方面的挑战。中国出口钢铁产品80%是技术含量低的初加工产品（如棒线材）及粗钢，技术含量高、深加工产品（如不锈钢、电工钢、涂层或镀锌板材）缺乏竞争力，依赖进口。“低出高进”的贸易结构增加了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再其次是管理上的挑战。中国钢结构企业不熟悉国际通行的管理方法，不熟悉国际工程惯例、国际通行管理模式和相关国家的工程管理模式及合同模式，常依据国内经验执行项目。另外，由于国内外文化、体制、分包模式、业主要求等不同，很多国内经营方式不适合海外项目。
同时，国内企业对不确定性风险认识不足，其中包括：政治风险，所在国政治动荡或国家首脑更替带来的政策更替，导致项目终止；法律风险，对所在国法律了解不透，合同风险不能锁定，导致纠纷不断；利益冲突风险，“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的政治是企业家政治，企业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一旦触及当地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会出现各种障碍；成本风险，企业很难对所在国政治、法律、国情、市场、原燃材料及价格波动、劳动力成本、建厂设计数据、索赔条例、汇率风险等研究透彻，导致工期或建设成本普遍高于预期。
最后，中国的钢结构企业多而散，竞争优势难以发挥。2014年，中国10家上市企业钢结构产量为367.72万吨、出口23.37万吨，占比分别为16.02%、13.98%。中国钢结构企业分散度高，低端产能过多，存在无序恶性竞争现象，不利于行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对症下药降风险
周绪红认为，中国钢结构化解“走出去”的风险与挑战，需要从四方面对症下药。
一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整合钢铁企业与钢结构企业资源，形成优势和特色。通过产业重组并购，淘汰能耗高、污染大、效率低的产业，调整产品结构，促进转型升级。
同时，加强中外合作，特别是与欧美国家的合作。加强与国际工程管理咨询公司合作，减少工程管理风险，注重中外双方的优势互补。例如，外方在初步设计、工艺设计、基础设计、详细设计等方面多发挥作用，中方在承担国内采购、制作加工、运输、现场施工管理、降低成本方面多发挥作用；外方可提供一些国际通用的程序，中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实施；中外双方共同承担安全、质量、检测和控制等工作。
二是加强企业科技创新。提高材料、产品和结构研发能力，创新结构体系，提升设计能力，输出集钢结构研发、设计、采购、制造、安装、检测于一体的“产品＋服务”。同时，研发技术含量高的钢制产品，向海外出口。提高制作与安装水平，研发大型施工设备、精细化施工工艺、智能化施工技术与制造安装方法，实现钢结构产业的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三是推动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国际化。政府和行业组织应加强与国际主要标准体系（如北美、欧盟等）的沟通和对接，编制钢材相互代换设计的技术规范。企业要加强与工程所在国政府和项目业主的沟通和交流，邀请对方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技术交流，为国产标准结构钢材走向国际市场扫除观念上的障碍；为对方技术人员讲解、培训、推广中国工程建设标准，扩大国际影响；展现中国工程建设的重大成就，体现中国钢结构相关标准的正确性、合理性、安全性。
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认证。我国大型钢厂和钢结构（板材和型钢）厂具有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应积极参加中国产品标准在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认证工作。要与相关国家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共同编制适合所在国或区域的工程建设标准。
四是政府加强政策导向。鼓励钢铁产品“低进高出”，调整贸易结构。钢材以加工件形式的产品、构件或钢结构出口，可减少贸易摩擦。扩大海外投资，利用海外闲置产能，通过参股或收购海外的铁矿石资源，保障国内的供应，规避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风险。
“走出去”时机已到
“目前，中国钢结构具备了走向海外的能力，并且拥有走向海外的机遇。”周绪红认为。
中国是钢材产量大国，也是钢结构产业大国，拥有研发、设计、制造、安装的钢结构产业链。在产业规模方面，中国有资质的钢结构施工企业超过3000家，从业人员约50万人。此外，钢结构行业形成了产业城，如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和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都集聚在杭州市萧山区。
2014年，中国的钢结构产量为4200万吨（产值为5100亿元），超过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产量的总和。房屋建筑中，发达国家钢结构占比为22%~43%，而中国占比约为5%；桥梁结构中，美国的钢桥占比为33%，日本的占比为41%，而中国的占比约为1%。“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形式，钢结构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周绪红表示。
中国钢结构具备走向海外的产业、技术和人才基础，在建造技术和工艺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一批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中国钢结构也积累了一定的海外市场开拓经验，海外市场已经从东南亚拓展到欧美。一批龙头企业已经在技术、人才和布局方面做好准备，开展了国外认证和许可工作，设立了海外事业部和国外分支机构。不过，我国钢结构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不高，与中国钢结构制造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周绪红认为，巨大的海外需求带来了市场机遇。
目前，中国大型钢结构企业已经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进行战略布局。例如，中建钢构在阿联酋、巴基斯坦、阿布扎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承建了一批标志性建筑；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承建钢结构工程；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参与9项海外钢桥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有12个海外钢桥建设项目，分布在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
2014年，大型钢结构企业在国外的订单明显增加。例如，宝钢钢构获得美国国民油井两个项目的钢结构工程订单；杭萧钢构中标蒙古国钢结构住宅项目，合同额达到26亿元；东南网架与委内瑞拉政府签约10亿元的合同；北京多维联合集团与委内瑞拉政府签订新型板材项目，合同金额为2.97亿美元。
2012年~2014年，中国钢结构出口快速增长，出口量由20多万吨增加到80多万吨，出口产值由60多亿元增加到200多亿元。周绪红表示，“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钢结构走出去带来了机遇，是中国钢结构产业发展海外市场的契机。例如，中国钢铁企业正与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进行友好合作。
四大挑战须重视
周绪红指出，中国钢结构走向海外市场将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是技术上的挑战。中国钢结构设计、制作和安装规范与所在国标准存在差异，部分钢结构标准国际认可度不高。中国钢结构材料种类和型材与所在国不同。中国企业不熟悉国外工程建设标准，以英文表达合同和图纸，存在语言障碍。同时，中国企业的盲目制作和安装，可能引起索赔。
周绪红强调，材料不接轨，“以强代弱”“以大代小”，吃亏太大。同时，海外施工有时不能采用中国的钢材，费时、费钱，使得优势变劣势。因此，钢结构企业提升设计能力并为所在国接受，任重而道远。
其次是贸易方面的挑战。中国出口钢铁产品80%是技术含量低的初加工产品（如棒线材）及粗钢，技术含量高、深加工产品（如不锈钢、电工钢、涂层或镀锌板材）缺乏竞争力，依赖进口。“低出高进”的贸易结构增加了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再其次是管理上的挑战。中国钢结构企业不熟悉国际通行的管理方法，不熟悉国际工程惯例、国际通行管理模式和相关国家的工程管理模式及合同模式，常依据国内经验执行项目。另外，由于国内外文化、体制、分包模式、业主要求等不同，很多国内经营方式不适合海外项目。
同时，国内企业对不确定性风险认识不足，其中包括：政治风险，所在国政治动荡或国家首脑更替带来的政策更替，导致项目终止；法律风险，对所在国法律了解不透，合同风险不能锁定，导致纠纷不断；利益冲突风险，“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的政治是企业家政治，企业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一旦触及当地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会出现各种障碍；成本风险，企业很难对所在国政治、法律、国情、市场、原燃材料及价格波动、劳动力成本、建厂设计数据、索赔条例、汇率风险等研究透彻，导致工期或建设成本普遍高于预期。
最后，中国的钢结构企业多而散，竞争优势难以发挥。2014年，中国10家上市企业钢结构产量为367.72万吨、出口23.37万吨，占比分别为16.02%、13.98%。中国钢结构企业分散度高，低端产能过多，存在无序恶性竞争现象，不利于行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对症下药降风险
周绪红认为，中国钢结构化解“走出去”的风险与挑战，需要从四方面对症下药。
一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整合钢铁企业与钢结构企业资源，形成优势和特色。通过产业重组并购，淘汰能耗高、污染大、效率低的产业，调整产品结构，促进转型升级。
同时，加强中外合作，特别是与欧美国家的合作。加强与国际工程管理咨询公司合作，减少工程管理风险，注重中外双方的优势互补。例如，外方在初步设计、工艺设计、基础设计、详细设计等方面多发挥作用，中方在承担国内采购、制作加工、运输、现场施工管理、降低成本方面多发挥作用；外方可提供一些国际通用的程序，中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实施；中外双方共同承担安全、质量、检测和控制等工作。
二是加强企业科技创新。提高材料、产品和结构研发能力，创新结构体系，提升设计能力，输出集钢结构研发、设计、采购、制造、安装、检测于一体的“产品＋服务”。同时，研发技术含量高的钢制产品，向海外出口。提高制作与安装水平，研发大型施工设备、精细化施工工艺、智能化施工技术与制造安装方法，实现钢结构产业的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三是推动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国际化。政府和行业组织应加强与国际主要标准体系（如北美、欧盟等）的沟通和对接，编制钢材相互代换设计的技术规范。企业要加强与工程所在国政府和项目业主的沟通和交流，邀请对方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技术交流，为国产标准结构钢材走向国际市场扫除观念上的障碍；为对方技术人员讲解、培训、推广中国工程建设标准，扩大国际影响；展现中国工程建设的重大成就，体现中国钢结构相关标准的正确性、合理性、安全性。
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认证。我国大型钢厂和钢结构（板材和型钢）厂具有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应积极参加中国产品标准在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认证工作。要与相关国家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共同编制适合所在国或区域的工程建设标准。
四是政府加强政策导向。鼓励钢铁产品“低进高出”，调整贸易结构。钢材以加工件形式的产品、构件或钢结构出口，可减少贸易摩擦。扩大海外投资，利用海外闲置产能，通过参股或收购海外的铁矿石资源，保障国内的供应，规避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风险。